合理合法 不失人情味

 人民日报社论提到：基层干部经常谈论信访工作的“两难困境”，面对一些上访群众的极端行为，如果满足其诉求，又会催生更多极端行为；如果置之不理，又会积累社会矛盾、影响长治久安。处理也不对、不处理也不对，这种进退失据的困境，反映了基层治理的一个侧面。

 其实，“两难困境”并不意味着左支右绌、没有出路。“枫桥经验”到今天依然历久弥新、充满活力，就是因为它注重运用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群众诉求合理的解决到位、诉求无理的思想教育到位、行为违法的依法处理到位”，两难困境在法治框架内得到化解。可见，解开繁难复杂的基层治理方程式，“法治”提供了一把钥匙。对此，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着重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

 然而，现实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并不青睐法治方式。一些地方遭遇负面新闻，不问是非曲直，就火速撤换干部，以此平息舆论漩涡，但是时隔不久免职干部又官复原级，问责又如何能取信于民？处理突发事件，只希望息事宁人，不顾合法与否，在“强者”“弱者”的概念下，主观偏袒一方，短期内纵能平息民愤，长远看如何树立法治权威？违背法律的权宜之计看似高效，却将政府与民众的信任基础侵蚀得千疮百孔，无异于饮鸩止渴、养痈遗患。

 面对治理中人情与法理的龃龉、利益与观念的博弈、怀疑与信任的较量，如果法治既成为公民的行为标杆，又是政府的行政方式，那么政府公信就能在法治土壤上开枝散叶，大大降低治理成本。“温岭最牛钉子户”事件曾经闹得满城风雨，当地政府既未诉诸暴力、采取强拆，也没有同意超越法律的拆迁补偿，最终“钉子户”与政府部门在法治框架内达成妥协。这一场“温柔对峙下的拆迁变局”，演绎了一堂生动的法治案例：公民依法维权，政府依法施政，就能把对抗转化为合作，在矛盾中谋求善治。

 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一个个体的自由和解放成为所有个体的自由和解放的必要条件。其实不管是在什么社会，都会是这样。法治把人与人相处、相存、相争、相让的原则予以细化和明确，体现的是一种文明精神。因此，要解决基层信访工作“两难困境”，要做到群众知法、懂法、守法，政府依法、用法、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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