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摘掉红顶中介的顶戴

坚决摘掉红顶中介的顶戴

“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坐行业的轿子，收企业的票子。”几句戏谑，正是对“红顶中介”服务乱象的形象比喻。在一些地方甚至有“二政府”之称的“红顶中介”，截留了简政放权的红利，扰乱了市场秩序，甚至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因此，亟须进一步规范行政审批，将“红顶中介”与政府部门彻底脱钩，并加强监管。 （2015年2月3日  人民网）

“红顶中介”早已存在，人们曾形象地称之为“二政府”。从前，“红顶中介”似乎还不那么显山露水，随着简政放权、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断深入，它们却变得炙手可热了。很多人发现，行政审批的事项少了，权力下放了，但为什么评估、鉴证、意见书、技术性检查等第三方中介事项却有增无减，让企业感到门槛甚至变得比从前更高了、负担更重了呢？

究其原因，源于这些“红顶中介”的背景和资质，诸如此类的中介机构的管事人或托管人大都是行政单位在职或退居二线的领导干部兼任，甚至有些看似第三方的中介机构人员本身，就是享有事业编制人员，按照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潜规则，怎能让他人分享红利？于是通过形形色色的手续、关卡、资质、认证，掐住审批的脖子，大有“要想此路过，留下买路钱”的霸气，这就是“红顶中介”特色。

从中我们看到很多权力部门，并没有放弃其中的甜头，释放简政放权的红利也就无从谈起。中介机构由政府指定，甚至有些职能部门下属的研究院所、协会及商会等组织，依然担负起了承接政府转移权力的义务，将行政审批的权力以巧妙的形式、精准地放给了“红顶中介”与之而来的，是这些协会、研究所们充当行政单位的“提款机”角色。

     “红顶中介”阻断了改革，看上去整治的着力点应当是“红顶中介”，但“红顶中介”从诞生起就对行政权力具有依附性，其实质是傍权力获利暗度陈仓。“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这是坊间对于“红顶中介”的形象刻画。显然，这与简政放权、让利于民、培育中介服务业的初衷背道而驰。因此，根本的问题仍然是约束行政权力，摘掉一些中介的“红顶”，实现行政权力与中介机构、社会团体的真正脱钩。

“红顶中介”是简政放权的“绊脚石”，需要继续以建设法治型政府为导向，进一步放权、限权、分权，切断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与中介组织之间的利益链，去其“官”印，消弭行政审批“灰色地带”。特别是，要逐渐形成相应的机制，真正管住“多余的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使政府回归服务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