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城镇化”背后尴尬的是谁

强制“城镇化”背后尴尬的是谁

“在指标要求的驱动下，部分地区城镇化率过快，以完成任务的方式片面‘数字城镇化’。”在日前召开的云南省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备受政协委员们关注。在看到这项工作成绩的同时，委员们也指出了“农转城”推进中的种种问题，尤其是一些地区片面追求数量而忽略了农民相关的社会保障，出现以土地城镇化和户籍城镇化为表象的农民“被城镇化”，让一些地区的农民成为进不了城又回不了乡的“夹心人”。（2月9日，中国新闻网）

不得不说，“任务”是指对于一些行政性工作所部署的具体“任务”、规定详细“指标”，便于绩效评估的有效举措。

然而，对于“任务”和“指标”切忌滥用，否则将造成不可磨灭的后果。这不，云南省这次就爆出，为了完成指标强制农民“被城镇化”。

据了解，2011年，云南提出至2020年要新增农村转移人口城镇户籍1000万。调研显示，经过两年努力，云南省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有了明显提高，促进了一些地区城镇化和城乡的共同发展。但是，调研也发现，这一本为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好政策，在执行中出现了偏差。

然而，在这一指标完成的较好的前提是，云南省为完成指标强制农民“被城镇化”，这一强制就让原本好的政策执行的就不那么完美了。

无疑，“数字城镇化”是件好事，但是要以乡村衰败和权益受损为代价，城镇化的过程应该是有利于富裕农民而不是剥夺农民权益的过程，这难免尴尬了点。

如果以强制作为手段来实行所谓的“数字城镇化”，实则是在滥用公权，是政府管理者法制意识的淡薄和权力观念的扭曲，其造成的恶劣影响更会有损党和政府的信誉。试问，这样的后果究竟为了哪般？（刘洛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