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还需“重典”治

    记者17日从广东省纪委获悉，近日被开除党籍、公职的广东省乐昌市原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维员，上任后大开收受“红包”礼金之风，该市72名干部被卷入其中，已查明的涉案干部收受“红包”礼金达450多万元。(中国经济网 12月17日)

    十八大以来，党的群众路线在全国各地深入开展，中央出台了“八项规定”和狠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四风”活动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有效地遏制了过多的腐败之风。即便如此，还是接连有极少数人顶风违纪，究其原因，是因为惩治力度不够，这些少数顶风违纪者以为可以蒙混过关。

    反思我国的反腐防腐工作，似乎存在过于柔情现象，它对腐败分子起不到应有的震慑作用。“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体现在“重典不重”，突出反映在“不明财产罪”量刑过轻，法律量刑不适宜与西方国家为标杆，因为我国处于市场经济发育期，法制不完备、不配套使腐败分子有空可钻、有机可趁。某些地方对掌握重权的行政高官疏于监管，不排除有“老好人”当家，对“高级裸官”纪检监察人员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就是明证。贪污金额高达数千万而免死，是惩治腐败失之过宽的典型。道德防腐虽然带有根本意义，但是构筑道德防腐这个基石并非一日之功。在社会经济转轨变型的特定时期，“重典治腐”应该作为相当长阶段的特定策略。

    在我国日益加大打击腐败犯罪力度的今天，必须根据反受贿罪斗争中不断出现的新的情势，进一步完善我们的立法，加强侦查手段，提高侦查水平，以“重典”治腐，这对于有效打击受贿犯罪，提高反腐败的效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文/小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