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法治治理“收红包”

　　日前，成都市下发了《关于开展领导干部收受红包礼金问题专项整治实施方案》，从即日起至12月底，成都将集中整治领导干部收受红包礼金问题；12月5日前，所有领导干部都将公开承诺“拒收不送红包礼金”。（11月24日《华西都市报》）
　　近年来，国家公职人员承诺不收红包在全国各地陆续出现。远有安徽宿州市委书记、市长等34名市级领导带头签订“杜绝红包现象，纯洁人际关系”承诺书；近有四川省遂宁市商务局签订“不乱发财物，不收受红包”承诺书……“不收红包承诺书”，显然具有善意，但只靠主观的承诺，并不能有效地杜绝收红包现象，同时更重要的是公职人员不收红包也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题中之意。而且运动式地清理公务员收红包，恐怕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不收红包承诺，不如立法有效。
　　红包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我们完全可以学习港台地区的成功经验。香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民众向政府人员送红包是很常见的，但在七十年代廉政公署成立后，这样的行为便渐渐消失了。再如台湾地区，2011年就通过了“不违背职务行为行贿罪”，不仅对公务员违背职务行为受贿者订有罚则，而且向公务员送红包的民众、厂商也要承担刑事责任。
　　从实际效果来看，公务员不收红包，法治比承诺更可靠。毕竟，给公务员送红包的背后，难免有利益兑换，也难免有贪腐的嫌疑。那对于任何的收红包行为，不妨以受贿罪处理,可让专门的机构进行监督管理。当然，要达到这样的理想状态，我们必须先要有法可依。